圖為臺灣作家楊双子與譯者金翎，奪得國際文學大獎「國際布克獎」（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）。
歐新社 / 達志影像null「譯者即叛徒」嗎？
義大利有句流傳數百年的諺語Traduttore, traditore——譯者即叛徒。這個說法一般認為源自義大利人對法國翻譯家處理但丁（Dante Alighieri）詩作的不滿，認為法語譯本背叛了義大利原文的精髓。
翻譯並不是翻翻字典，將相對應的詞重新排列組合而已。對許多譯者來說，翻譯不只是一門藝術，而是必須在了解背景脈絡的情況下，找出最貼近原文的字句，透過另外一種語言傳達作品的精神。
1995年，勞倫斯韋努蒂（Lawrence Venuti）在《譯者的隱形：翻譯史》(The Translator's Invisibility: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）一書中指出，英美主流市場長期偏好「歸化（Domestication）」的翻譯策略，要求譯文流暢、透明，使讀者誤以為在閱讀英語原生作品。這種傾向不僅讓譯者的存在被「隱形」，更在悄悄抹去原文文化差異的同時，消解了異國情調。因此，他將翻譯視為一種文化介入的「異化（foreignisation）」行為。
翻譯不是複製，而是移動的藝術
「難讀不等於抵抗強權，」著名的翻譯學者安東尼·皮姆（Anthony Pym）反而認為韋努蒂的「異化翻譯」缺乏可行性，他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，認為翻譯的核心功能是跨文化交流與建立信任。
皮姆將翻譯視為一種「風險管理」的過程：譯者在面對不確定性時，如何做出折衷的決定以贏得客戶與讀者的信任。
美國作家達米恩西爾斯（Damion Searls）在其著作《翻譯的哲學》（The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）則提出，翻譯的定義不在於「寫作」，而在於將自己交付給另一種語言的「閱讀」。達米恩表示：
「譯者所做的，是將自己對原文的閱讀體驗，轉化為目標語言的新作品。這不是複製，而是一種在語言間移動的藝術。」
由左至右分別是奧爾嘉朵卡萩 (Olga Tokarczuk)、珍妮佛·克羅夫特（Jennifer Croft）與麗莎·艾比娜妮西 (Lisa Appignanesi)。
網友wikimedia然而，這場爭取平權的運動之所以走得艱辛，根源於英語出版界長期對「翻譯文學」抱持的防備與戒心。在美國龐大的圖書市場中，翻譯文學的佔比極其微小。
「讀者有權知道，文字出自誰手」
根據出版商查德·波斯特（Chad W. Post）的長期追蹤，自2010年以來的十多年間，全美出版的英文小說和詩歌翻譯作品總計不足9,000部。這讓翻譯文學的市佔率，至今依然死死卡在業界常被戲稱的「3%詛咒」（Three Percent Problem）內。
曾翻譯斐蘭德（Elena Ferrante）等義大利名家作品的安娜·高德斯坦（Ann Goldstein）便指出，美國出版社長期假設讀者對翻譯作品心存防備，因此往往刻意淡化譯者的角色，甚至完全抹去他們的名字。她無奈地說：「過去業界總有一種迷思，認為美國人只要知道這本書是翻譯過來的，就不會買單。」
過去，譯者要面對的文化與制度上的被隱形，但在生成式AI崛起後，他們面臨的是更大的生存危機。
AI時代來臨，我們還需要翻譯嗎？
2024年，荷蘭最大出版集團 Veen Bosch & Keuning 宣布將使用AI來翻譯旗下部分書籍；在中國，騰訊旗下的閱文集團早在2022年便聲稱，AI翻譯讓作品的海外銷售成長了40%。2024年的英國作家協會調查顯示，已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譯者表示因為AI工具的普及而失去部分工作，超過四成的譯者說他們的收入在縮水。
Dutch publisher to use AI to translate ‘limited number of books’ into English Veen Bosch & Keuning, the largest publisher in the Netherlands, has confirmed plans to trial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assist in translation of commercial fiction https://t.co/qo5TZf1sLX pic.twitter.com/orsjfnV4Pk
部分出版社開始採用「後期編輯」模式——先用AI生成第一稿，再請人類譯者校稿和潤飾。但翻譯人員和作家也指出，AI的翻譯需要非常仔細的檢查和編輯，因此理想情況下是由精通兩種語言的人進行。但這個模式最根本的問題是，
後期編輯的薪水，往往只有原本翻譯酬勞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。
美國文學翻譯協會前主席瓦倫提諾（Russell Scott Valentino）表示，他理解出版社在成本壓力下的誘惑，但那不是「拿別人的作品輕率地玩」的藉口。他也指出，當翻譯工作涉及特定受眾、特殊目的或細膩的表達選擇時，AI能做到的其實相當有限。瓦倫提諾認為，對AI而言最難處理的，往往是那些深深植根於文化脈絡中的文字。
「例如有人講了一個笑話，AI能確保它仍然好笑嗎？這個笑話真的適合翻譯嗎？翻譯後會不會顯得失禮？這些本質上都是人類才會思考的問題。」
用翻譯，做出人類才能做的判斷
2024年《臺灣漫遊錄》日文版先獲得日本翻譯大賞，英文版更是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與國際布克獎。這些榮耀，是作者與譯者共同創作而出的花朵。符號學家安伯托艾可（Umberto Eco）曾指出，
「我們必須明白，翻譯出來的成品並不總是與原文『完全相同』，而是『幾乎相同』。」
「這個『幾乎』所具備的彈性與伸展度至關重要，因為唯有優秀的譯者，才懂得能將翻譯拉伸到什麼程度，又該以何種方式進行延伸。」
在AI以驚人速度生成文字的年代，在出版社以三分之一的代價收購「後期編輯」勞動的年代，在譯者名字仍未被理所當然地印上書封的年代，這個「幾乎」，仍然是人類才能做出的判斷。